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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视角审视“最初的中国”_新闻频道_东方资讯
发布日期:2020-05-20 09:07   来源:未知   阅读:

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1979年就指出中国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经过数十年的材料积累和深入研究,考古学界的共识是:我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早雏形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在史前时代已经形成。但对“最初的中国”的定义,学界却存在两种看法。

狭义上的“最初的中国”

一些学者将“最初的中国”定义为最初的、位居历史时期中国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区有引领和维系作用的国家级政体,提出“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样的定义有两个基点:一是认为“中国”的本意为“中央之邦”,即位居某一文化圈中心的“威服四方”的高级政体,“最初的中国”应该是对这一中心的命名,而不是对整个文化圈的称呼,是狭义的“最初的中国”;二是认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初期,就已经形成以地理和文化上均居于中心的强大核心引领四方的格局。只有这样的强大中心才能将整个文化圈凝聚为一个整体,开启历史时期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进程。

在此定义之下,距今4000年前后,与古史传说中尧的活动区域契合的临汾盆地陶寺遗址和位居夏王朝中心区域的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被认定为“最初的中国”的两个有力竞争者;距今5000年前后、位居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群,虽然新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际认可的证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遗址,但其是否属于中华文明、与“最初的中国”的关系等都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与陶寺遗址大体同时期、近年屡有重大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面临同样的尴尬。其根本原因在于,上述狭义的“最初的中国”定义的两个基点都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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